為甚麼國家領導人特別熱愛游泳？毛澤東、鄧小平、江澤民三位不同年代的國家領導人，都曾經在公開場合游泳，展示個人的活力。這種公開活動由毛澤東首開其端，到底他這樣做，有沒有甚麼特殊的理由？

毛澤東的「運動」哲學觀

我們可以在毛澤東早年一篇短文《體育之研究》(1917)找到線索。這篇文章肯定體力活動是人生不可或缺的生存條件，如果身體孱弱，則個人的智力與道德亦無從表現，因此「善其身無過於體育，體育於吾人實佔第一之位置，體強壯而後學問道德之進修勇而修效遠」。真正體育活動，應該能夠令身體變得平均發達，同時鍛鍊個人的意志，並且從幼至老都可以實行。游泳，就是眾多運動之中難得滿足上述所有條件的一項。

對毛澤東來說，運動不僅在於強身健體。個人修養，要以體育鍛鍊心志；國家前途，要以運動推進發展。同樣在1917年，毛澤東既寫下「與天奮鬥，其樂無窮！與地奮鬥，其樂無窮！與人奮鬥，其樂無窮！」以為個人格言，也寫下「欲動天下者，當動天下之心；天下之心皆動，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？天下之事可為，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？」以為家國目標。在這個觀點下，「運動」既是sport，也是movement，兩者成為毛澤東終身一以貫之的奮鬥目標。

這一套「運動」觀，很可能跟毛澤東出身農家有關。1893年，毛澤東在湖南的韶山出生。自6歲起，毛澤東已經開始下田工作，直至17歲時才離開父親的農莊。農民出身，親身嘗過體力勞動，為他日後所說的「動」注入了具體的經驗內容，有別於中國傳統儒者的空談心性。不過我們可以倒過來說，如果沒有讀書人以文字、理論記述整理，這種農村經驗終究煙消雲散。

毛澤東在1913年考入「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」，遇到了老師楊昌濟。楊昌濟熟習中國儒學傳統，就是他強調身體、運動、事功的觀點，塑造了青年毛澤東的哲學觀。跟老師不同的是，楊昌濟尚且保留傳統儒者「靜坐」、「默思」的修養方法，毛澤東則貫徹「動」的觀點，摒棄各式靜默的思索，而以體力勞動為修養的重心。正是農民出身與讀書人的背景，兩者奇特的綜合形成了毛澤東觀察世事的基本觀點。可以說，毛澤東在1918年24歲畢業的時候，他的人生觀已經基本成形。

建國前的內外鬥爭：共產國際、日本、蔣介石

1976年，毛澤東總結自己一生說：「我一生幹了兩件事。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，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。抗戰8年，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。打進北京，總算進了紫禁 城………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，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。這事擁護的人不多，反對的人不少。這兩件事沒有完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。」毛澤東為自己蓋棺論定，點出平生兩件事：一是擊退蔣介石與日本，入主北京紫禁城；二是發動文化大革命。如果將兩件事放大一點，第一件事即是毛澤東從入籍共產黨到建立新中國的階段，第二件事即是新中國建立之後推動各式政治運動的標誌。前者的時間是1921至1949年，後者的時間是1949年至1976年，各佔毛澤東生命約三分之一時間。

如果說毛澤東在1921至1949年的敵人只有蔣介石與日本，未免太過天真──他面對的，還有共產黨內部的權力鬥爭。1921年，來自蘇聯的「共產國際」代表馬林在上海召開第一屆中國共產黨大會，雖然毛澤東有份出席會議，但是他並無決策大權。這個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從理論到實踐上都受到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，馬林規定中國共產黨跟國民黨結盟，並且入籍國民黨作為內部派系，儘管不情不願，毛澤東最後還是順從了共產國際的要求入籍國民黨。1927年，蔣介石下令「清黨」──清除國民黨內有共產黨身份的黨員，而共產國際的結論竟然是正面的，認為這是揭露了國民黨中「右派」反革命的本質，中國共產黨應該繼續與國民黨的「左派」合作。直到後來情勢惡化，指令才告作罷。

這次經歷令他明白兩點。其一，共產國際昧於中國國情，日後如何抗衡共產國際指示而根據自身的中國經驗決策，是他從政的關鍵；其二，中國共產黨若要持續發 展，必須建立自己的軍事力量。前者針對的是共產國際，後者針對的是蔣介石。因此，他〈在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上的發言〉既委婉地諷刺了共產國際：「廣大的黨內 黨外的群眾要革命，黨的指導卻不革命，實在有點反革命的嫌疑」，也明確指出軍事力量的必要：「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，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」。直至 1935年的「遵義會議」確立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位置，1936年共產黨逃過國民黨多年的圍剿而將總部設定於延安，他才稍為穩住了局勢。

毛澤東說過感謝日本軍閥。這不是開玩笑，日本的侵略成為了中國共產黨興起的契機。被國民黨圍剿的時候，共產黨號召全國上下齊心抗日，結束國人內鬨自殘的局面。號召 相當成功，最少感動張學良發動「西安事變」，迫令蔣介石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要求，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。1937至1945年期間，中日八年抗戰，而國共並無全面停戰，暗地裡時有抽對方後腳的情況出現。

8年過去，戰爭結束，國民黨的主力軍隊在戰時受到重創，而共產黨的軍事力量幸保不失，蘇聯更在戰後迅速佔領東北，將獲得的日本軍火悉數轉交中國共產黨。國 共之間情勢逆轉，共產黨乘勢發動全國性的反擊，單在1949年，從北到南攻佔各重要城市，1月攻陷北京，4月攻陷南京，5月攻陷上海，8月攻陷長沙，直至 10月1日尚未攻陷廣州，毛澤東已經急不及待在北京天安門的司令台上高呼：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，今天成立了！」最後蔣介石退守台灣，毛澤東成為統治新中國的領導人。

建國後的政治運動

1949年，毛澤東《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》確立了新中國的基本發展路向：「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，並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後，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 的矛盾。第一種是國內的，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。第二種是國外的，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。」所謂「土地問題」，即是將地主階級的土地沒收後分 配給無地的農民。解決這個問題之後，毛澤東認為餘下的問題只有兩個，一個是如何將國內大約百分之十的工業經濟，從資產階級落入到無產階級手上；一個是如何將共產黨的影響力，從中國延伸到其他國家。

留意關鍵詞是「矛盾」，因此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在各式鬥爭、運動之中完成。在建國的頭十年，國內的敵人就是地主，國外的敵人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者，毛澤東以「土地改革」與「抗美援朝」為重心，以擅長的製造敵人的藝術，獲得了國內廣大農民的信任。雄心壯志的毛澤東，在1958年發起「大躍進」運動，揚言主要工業產品在10年內超越英國、15年內超越美國。

然而結果相當慘淡，各地虛報數字吹噓運動的成功，事實卻是農作物大量減產、工業品質量暴跌。同一時間，毛澤東開始跟蘇聯的領導人赫魯曉夫交惡，中共與蘇聯在1960年更完全斷絕所有文化與政治的交流。這個時期的中國，可謂內外交困。毛澤東唯有退居二線，國家主席的位置由劉少奇出任。

1966年，毛澤東發起人生之中最後的運動：文化大革命。到底這場革命涉及的是甚麼文化問題？歷史學家史景遷(Jonathan Spence)說：「毛澤東從未寫過一篇單獨而全面性的分析，談論他到底想藉由文化大革命達成何種目的，或者他希望革命如何進行。」說得很對，毛澤東說到文化大革命時往往只會提到幾個抽象名詞，例如「反動的資產階級」、「無產階級的革命」；如何判斷某個人是資產階級、無產階級，其實沒有甚麼必然理據可言。例如，林彪起初是無產階級的擁護者，一旦意欲奪取毛澤東的權力就是犯了政治路線的錯誤。說得直接一點，「文化」只是幌子，「政治」才是目的。文化大革命之下的中國，全國學生上山下鄉，到農村去接受再教育；被劃為右派資產階級的則被揪出來一一批鬥，涉及人數以千萬計，死者以十萬計。

晚年的毛澤東，沒有改變自己「動」、「鬥」的人生觀。他堅持文化大革命的路線是正確的，即使他心裡明白擁護自己的人著實不多。1976年的毛澤東病 重垂危，召見華國鋒、王洪文談話，說到自己一生人幹了兩件事，一件是統一中國，一件是發動文革：「這兩件事沒有完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。怎麼交？和平不成就動蕩中交。搞得不好，後代怎麼辦？就得血雨腥風了。你們怎麼辦，只有天知道。」仍然強調鬥爭、動蕩、血雨腥風，要從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。1976年 9月9日，毛澤東在北京逝世，文化大革命亦隨著他的死亡而迅即結束。

今天講述和平崛起、和諧社會的中國，已經有別於毛澤東那種凡是講求動蕩鬥爭、血雨腥風的統治理念了。難怪我們不曾見到，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公開場合游泳。

──原刊於《am730》2009年9月28日